在我作为政协委员履职的道路上，有一件事让我历久弥新，印象深刻。

2019年4月，我在金华市区某医院ICU病房接触到了一个86岁的老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因肾衰竭、糖尿病并发症等多种疾病，气管插着呼吸机的管子，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身上插着输尿管，还有各种生命观测仪器。老人一整天就那么仰躺着，每天靠呼吸机、血透、鼻饲营养液等维持生命，他无法说话写字，精力、神志一天不如一天，痛苦、迷离、混沌直至不省人事，经过漫长而痛苦的五十二天后，老人最终过世了。老人在生命末期治疗时的痛苦、无助、无奈让他的家人无比揪心，每天那一串串医疗费用账单犹如压在家属心中的大石头，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对亲人的难以割舍以及世俗、传统的道德约束等等，又让家属难以下决心拔管让老人平静的离去。老人承受着痛苦却无法选择解脱，家属基于爱和情感，明知“回天乏术”，治疗的意义不大，但不得不在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的压力的同时，承受种种矛盾纠葛的煎熬和情绪难以释放的压抑，让病人家属进退两难、无法自拔。此种现象，在社会和家庭中经常出现，让身陷其中的人刻骨铭心、痛不欲生。

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问题关乎个人，也关乎家庭，同时也是全社会要面对的社会问题。这也引起了作为政协委员的我深深的思考，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之呼吁，于是便萌发了通过提案呼吁设立和推广“生前预嘱”想法。

接下来的日子，我到多家医院调研，与医生、护士、病人及其家属交流，每一次听到的病例、病人、家属的感受都是压抑、无奈的，感觉步履沉重，心里沉甸甸的，难以释怀。有位医生说，看着除了有呼吸之外陷入无意识状态的病人，其实放弃治疗是对病人和家属的解脱。但病人的家属有一种执念，往往只要还有一口气，亲人就还在身边，就还有念想盼头，要求竭尽医疗手段挽留病人的生命。而医院未经家属签字同意，只能继续无意义的去抢救。

当我提出“生前预嘱”的做法（即一个人在健康或神志清醒时自愿签署的，表达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是否需要哪些医疗救治措施的指示性法律文件，并尽量通过公证的方式体现生前预嘱的真实意愿，这彰显的是一个生命主体的临终选择权，避免在神志不清的临终阶段无法自主选择的情况）时，有很多病人本人、家属、医生护士表示认同，认为通过生前预嘱，一是让病人自己行使临终选择权；二是让病人家属减少愧疚不安，减少了不必要的过度医疗救治；三是让医院、医生有据可依，预防实施医疗救治措施的风险和法律责任；四是实际上也是降低了社会的医疗负担和医疗资源的挤占。

经过深入的走访调研后，我满怀着虔诚、理智和对生命的尊重，2023年2月，撰写了《关于设立和推广“生前预嘱”的建议》的提案。从设立和推广生前预嘱的现实意义和作用，生前预嘱的基础法律要件，设立和推广生前预嘱的路径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之后，我和金华市中心医院ICU科室的陈琳医生一起商议，我们做了一个《有关突发病情变化时的问卷调查》提交给了金华市卫生健康委。市卫生健康委2023年7月21日向各县（市、区）卫健局、市直医疗机构下发《关于开展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问卷调查的通知》，收到有效问卷17549份，赞同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的理念和做法的达82.56%。市卫生健康委作为提案的办理部门高度重视，结合安宁疗护建设作出了有相应举措的积极回应，表示要打造具有金华辨识度的生前预嘱体系。

由于提案提法新颖，关注了现实问题和民生意愿，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具体建议解决因医疗问题引起的家庭社会问题，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当年，这个提案获评金华市政协优秀提案。

后续，我以《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为法治宣传主线，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对象宣讲民法典的法律知识，讲生前预嘱、安宁疗护、意定监护、遗嘱、继承等等，通过讲对死亡的认知和死亡尊严观，倡导文明新风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作为政协委员，扑下身子为民办实事，真正反映群众呼声，力所能及地做点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事，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