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金华客户端6月10日消息（金华广电融媒体记者 罗钟炉） 

6月1日，《百场烈士故事会》走进义乌市望道中学，来自瞿秋白家乡江苏常州的讲述人潘振和学校师生们分享了瞿秋白烈士的故事。

陈望道是中共早期党员、《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首译者，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际歌》的翻译者，两人曾经在上海大学一起共事。潘振在给大家讲瞿秋白烈士故事的同时，还通过一件件小事，生动讲述了两个人的革命友谊。

瞿秋白的六个“第一”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瞿秋白一生的功勋可以概括为六个“第一”。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中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风采的第一人，而且还是给中国读者系统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同时他又是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e）”就是根据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他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赤潮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他在上海创办了我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他既是主办人，也是主要撰稿人。

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苏省常州，那正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年代。到他父亲为止，瞿家祖上世代为官。国运衰败，他的家境同样急剧败落。到他懂事的年纪，全家八口只能栖身在家族祠堂里，靠变卖家当举债过活。1915年，瞿秋白因家贫辍学，第二年的春节，他的母亲怀着对儿子失学的愧疚，在贫寒窘迫中绝望自杀。

1917年暮春，瞿秋白到北京去投奔堂兄，考入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让瞿秋白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大变革。在这期间，瞿秋白开始努力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这也使他对苏联心生向往。1920年秋，瞿秋白见到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刊登要向苏联派遣新闻记者的启事。他既懂俄语，国文基础又好，于是很顺利地受聘，当上了这两家报纸派驻苏联的记者，瞿秋白成了中国最早的驻外记者之一。

由于路途漫漫，前景难料，亲友们纷纷反对瞿秋白远赴苏联工作。但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

在抵达莫斯科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瞿秋白先后发回约三万字的长篇通讯，在《晨报》上连载27次。北京《晨报》特别为瞿秋白开辟了一个专栏，名字叫“莫斯科通信”。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向国内介绍了苏俄在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状况。

对于瞿秋白来说，在莫斯科的人生经历中最让他难忘的是，1921年这一年，他两次目睹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风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身为记者的瞿秋白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休会期间，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列宁亲切地指给瞿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也就是在这一年，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访问，瞿秋白担任翻译。应陈独秀的邀请，1922年12月，瞿秋白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1923年1月抵达北京。回国之后，瞿秋白接受陈独秀的委托，接手改版并主编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并和陈望道一起到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任教。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作为主编，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也就是在这一期创刊号上，瞿秋白发表了自己翻译的中文版《国际歌》。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他在学生中的声望也很高。如果安逸地选择就在象牙塔里教书，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教授。但是，这段恬静美好的日子实在是太短暂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街头到处都是鲜血。

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勇敢地站了出来，用文弱的肩膀扛起了挽救革命的千钧重担，成为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又一位高层领导人。

在武汉，他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在会上，瞿秋白第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主张。在他的主持下，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处于迷途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但是仅仅两年半之后，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就遭到王明等人的攻击，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退出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

翻译《国际歌》

说起瞿秋白翻译《国际歌》，有一个不寻常的过程。在瞿秋白之前，其实《国际歌》在中国已经有了三种译文，但都是诗的形式，没有附曲，也就没法传唱。翻译的歌词也太文绉绉，大多数工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唱起来也很不顺口，所以并没有流传开来。

1920年，瞿秋白在去苏联考察途中，第一次听到了雄浑激昂的《国际歌》。那是一个几万人齐声同唱的宏大场面：人们的脸上带着热情和坚定的神情，歌声慷慨嘹亮，使人热血沸腾！瞿秋白被这样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也被这首充满革命精神的歌曲感染了。他想 ，一定要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劳苦大众都能传唱。

1923年，瞿秋白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开始翻译《国际歌》。要把歌词从法文翻译成中文并不难，难的是要使这些歌词的意思一读就懂 ，要像平时说话一样朗朗上口。瞿秋白对照着原文，一字一句地琢磨，终于把几大段歌词都翻译成了白话文。接着，他又用一架小风琴伴奏，一边弹着旋律，一边轻轻地哼唱。可是，翻译“国际”一词却把瞿秋白难住了。原来 ，在法文中，“国际”这个词有五个音节，可是翻成中文的“国际”却只有两个音节。瞿秋白把“国际”这个词翻来覆去地念唱，但无论把哪个字拖长音，总是觉得唱起来很别扭。怎么办呢?瞿秋白的脑海里又浮现起在苏联亲身感受万人同唱《国际歌》的场面，耳畔回响着当时听到的歌声。突然，他想到，可以用音译的办法来翻译“国际”这个词，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歌唱时的节奏了。而且，这样翻译能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能从歌声中找到知音。于是，瞿秋白便根据法文的“international（国际） ”的读音，将它译成了“因特纳雄纳尔”。 这种译法，此后一直被沿用下来。1923年6月15日，《国际歌》发表在出版的《新青年》第一期上。

之后，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国际歌》的历史回响经久不息。从中共三大开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奏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

从1931年1月到1934年1月，整整三年时间，瞿秋白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在文艺批评中，反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这样评价过自己：“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我自己

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

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

从这一刻起，瞿秋白恢复了“文人”的身份，进入了他文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并与鲁迅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年，鲁迅把瞿秋白当作难得的知己，曾经手写一副对联送给瞿秋白，对联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出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但瞿秋白没有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央后方办事处，并将当时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结果途中被国民党军拘捕。此时的瞿秋白已经感到时日不多了，他开始了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过往。六天时间里，他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

鉴于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国民党反动派先后9次劝降，结果一无所获。1935年6月18日上午，36岁的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神色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那是一个夏天，美好的季节，万物都在生长。瞿秋白环顾四周，微笑着点头说：此地甚好！

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毛泽东主席为这本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毛泽东说，瞿秋白“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瞿秋白和陈望道的革命友谊

瞿秋白与陈望道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在上海期间，两人有着深厚的革命交情。

陈望道生于1891年1月18日，比瞿秋白大8岁。1920年2月，陈望道在义乌老家分水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当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就此在中国传播开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铸魂、引航作用。

而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象征着受压迫人民追求解放的理想，甚至为了理想宁可牺牲生命的精神寄托。这种象征逐渐融入音乐作品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是《国际歌》中国化的体现。中文版的《国际歌》一问世，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

1923年，瞿秋白和陈望道双双到上海大学任教。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创建于1922年10月，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实际负责校务工作的是共产党人邓中夏。上海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高等学校，是一所被誉为“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红色学府。学校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自创办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吸引了一大批名师贤达来校任教和演讲。

大批共产党人的到来，为其注入了红色基因，其中邓中夏、韩觉民先后任校务长（总务长），瞿秋白、施存统先后任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安体诚、沈泽民等任社会学系教员，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还有以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沈雁冰（茅盾）、田汉等为代表的“红色教授”，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大学红色学府的名声日渐盛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大学招收了大批进步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运动培养了李硕勋、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等一大批干部。

据了解，当时在上海大学授课的教师有许多文化精英：李大钊教授历史学和社会主义释疑，瞿秋白教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陈望道教授汉语语法及修辞学，邵力子教授古代散文及新闻学，田汉教授西洋诗歌，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恽代英讲授心理学，张太雷讲国内外时事，等等。

瞿秋白和陈望道共同提倡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社会，鼓励学生参加革命运动，因此，上海大学的师生，实际上成了“五卅”运动的主力。在陈独秀访问上海期间，瞿秋白和陈望道还应邵力子的邀请，联袂出席了欢迎晚宴。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1年瞿秋白遭到党内错误清算，退出中央领导层以后，留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参与文字拉丁化改革，留下了大量杂文和译作。在此期间，他与鲁迅和陈望道也多有来往。

1935年，瞿秋白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鲁迅悲愤交集，决心将瞿秋白的翻译作品结集出版，以兹纪念。这部作品就是《海上述林》。由于是自费出版，为了减轻鲁迅的经济负担，左翼作家纷纷慷慨解囊，其中陈望道捐助了22块大洋。据说，这笔捐款相当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一个小学教师一个月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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