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呼愁叫蓝

作者：杨方  朗读者：张迎东

有人读我的小说，说你一定看过很多外国作品。我想了想，觉得很多谈不上，但读得比较早，早到一九八二年，那时候家里订了很多杂志，我把《当代》《十月》《萌芽》《收获》看完后，实在没东西看了，就看《世界文学》。我不喜欢《世界文学》，里面的小说我看不懂，人的名字也老长，不好记，而且人名里面很多字我不认识，读的时候就跳过去，比如把弗罗斯特读成罗斯特，把果戈里读成果里。或者按自己的猜测随便给它一个含糊其辞的读音，把奥古斯汀读成奥古斯丁，把屠格涅夫读成屠格湿夫。这个恶习造成我以后很多字都读错音，经常闹出笑话来。有段时间，为了纠正自己童年时候创造的错误读音，我发奋研究《新华字典》，把读错的字重点标注下来，加以引起重视。但是没有用，我在阅读的时候依然习惯沿用小时候自创的读音。可以说，我的错别字痴迷症是《世界文学》造成的。我今天对文学的感觉，也是《世界文学》造成的。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所读的书，会影响其一生。这个在我身上特别明显。

我至今记得我在《世界文学》里读到的第一篇小说《吹肥皂泡的小男孩》。读了这篇小说后，我偷了母亲大人的一块肥皂，想化成肥皂水，吹出和小男孩一样的肥皂泡来。但整块的肥皂很难化成水。我也找不到吹泡泡的管子，那时候物质不丰富，想找到一根小管子也是不易的事。院子里有一种开蓝色小花的植物，茎秆是空心的，我撇了一截，当管子。费了好大的劲，也没能吹出一个泡泡来。凭空浪费了母亲大人的肥皂，免不了挨一顿骂，此骂和《世界文学》有关，因而记忆深刻。

《世界文学》对我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吹肥皂泡。对我产生的间接影响，可能就是有人一眼就从我的小说里看出，我曾经读过很多外国作品。

《世界文学》里还有一篇小说《狐》，我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很艰难地看完了它，现在想来，一个本该读儿童文学的年纪，却在坑坑巴巴地读《世界文学》，多少有些为难我。我看着落日发呆的时候，总以为落日就是那只火红的狐，拖着毛茸茸的尾巴，一下子跳下了地平线。地平线的方向是苏联，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那时候我的年龄还只有个位数。2014年，我在北京学习，听老师讲劳伦斯的《狐》，我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世界文学》，那只狐原来一直储存在我的记忆库里，我以为它消失了，但其实它一直影响着我。2017年，高兴老师来杭州讲课，他说，沈苇说中国作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种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我很高兴自己属于前者。

我最喜欢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就是在《世界文学》里认识的。我按照《世界文学》翻译的蓝色东欧系列里的书单，买了伊斯梅尔·卡达莱所有的书。小的时候我看见过一只阿尔巴尼亚山羊，山羊个头高大，头上不长角，鼓着些疙里疙瘩的包，像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没有长出来。这只山羊经常站在高高的山崖边沉思，好像在孤独地思考着什么。它喜欢往高处走，越过夏季雪线，往冰雪带走，似乎想沿着山脊一直走到天上去。我有一种错觉，这位早期写诗歌，后期写小说的阿尔巴尼亚作家，脑袋里也一定有许多怪东西，在我还没有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就已经先从一只他们国家的山羊身上认识了他。

《世界文学》像一扇窗户，打开了我看世界的视野，除了伊斯梅尔·卡达莱，我在《世界文学》里还认识了阿迪加，帕慕克等人。前年夏天，我走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帕慕克小说里卖钵扎的人，寻找那些规划不够整齐的一夜屋。整个城市弥漫着帕慕克所说的“呼愁”。黄昏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一本《世界文学》，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某座桥上，我想如果这一天帕慕克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就在伊斯坦布尔，那么，我看见的黄昏帕慕克也正看见，我感受到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帕慕克也一样感受到。《世界文学》上帕慕克的照片引起了坐在旁边的伊斯坦布尔人的注意，他们说，这个人是我们土耳其的作家。我把《世界文学》递给其中一个人，告诉他，我是跟着这本书来到伊斯坦布尔的。这本书里，弥漫着和这个城市一样的呼愁，它是蓝色的。

又到了十月，十月是订阅报刊杂志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放弃了纸刊的订阅。觉得电子阅读更快捷更方便。我也放弃了杂志的订阅，但《世界文学》没有放弃。我一直在订阅《世界文学》。很多杂志翻看过后我都送人了，但《世界文学》被我整齐的，一本不少的放在书架上。一本从年少时就陪伴着我的杂志，我希望自己一抬头就能看见它，如同看见长长的岁月，看见自己的童年整齐地码放在那里，被时光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