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牺牲的时候，我的父亲才一岁。我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从表姑婆、爸爸那里听说了爷爷的故事。作为烈士的后代，我感到很自豪。”现年54岁的徐艳芳娓娓讲述起爷爷徐英的故事。

徐英出生在武义县水碓后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靠亲戚抚养长大。18岁时，徐英进入宁波美球针织厂当工人。亲眼目睹城里工人和乡下农民一样饱受剥削，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

不久，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徐英当时正在上海培训，深受影响。回厂后，他立即发动工友成立了宁波市第一个工会。同年冬，经中共宁波地委书记王嘉谟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地委交通联络员的工作，并迅速地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随着宁波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徐英积极协助宁波总工会会长王鲲拟订《优待工人条例》。全市先后新成立了80多个基层工会，会员猛增到八万余人，工人运动形势一片向好。

在国民党“清党”“剿共”的恐怖形势下，不久，宁波城里出现了“生擒王小猫（指王小曼）、活捉徐狐狸（指徐英）”的标语。

美球厂的老板告发徐英在厂里组织工会“闹事”，结果徐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拘留所里，徐英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频繁审讯和严刑拷打，丝毫不屈服。

美球厂的工人听到徐英被捕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纷纷向厂主交涉、抗议，提出“若不释放徐英，我们就不上工”。厂方唯恐事态扩大，难以平息，只得答应保释。

徐英被保释后奉命从城里转移到郊区隐蔽，不久，被调到省委，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徐英回到故乡武义重整党组织。徐英将中共武义临时县委改建为县委。次年8月，又回乡领导中共武义县委在金畈村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建起4个区委和63个基层党支部。10月，领导发动了永康武义联合秋收暴动。故乡的革命运动，在徐英的带领下，重新燃起熊熊烈火。

随着宁波特支的工作取得较大发展，国民党当局亦加紧了破坏和搜捕活动。1929年12月17日，徐英在特支机关——宁波君子道三街四号楼上被捕。次年2月，作为要犯押解到杭州，囚禁在浙江陆军监狱丙监七号笼。在这里，徐英度过了生命最后的204天。

丙监七号笼设五道铁门，重兵把守，层层架着机枪，每天只有早上30分钟“放风”时间。

利用“放风”的机会，徐英很快与狱中的党组织成员裘古怀等取得联系，领导狱中地下党同志，健全狱内党组织。首先建立了一个核心，称“特委”。每个大监设一个支部，每个笼子都有党组织生活。

徐英还用暗号建立起狱中的联络网，用生活语言代替政治术语，把上级党组织称为“外祖母”，把狱中的党组织称为“母亲”。

“他每天以附近的杭州造币厂汽笛为号叫我们起床，做徒手操锻炼身体，”狱友金宁子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他知道我判一年半刑期后，对我说，在监禁期间，要锻炼身体，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的，活着就要为党工作。”

在狱中，徐英还组织创办了《洋铁碗》等地下刊物，甚至深入“策反”狱守士兵。

“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斗争一天，绝不放弃自己斗争的权利。”在死亡临近的日子里，徐英一刻也没有忘记为党战斗。

1930年8月27日早上，天特别的阴沉。丙监七号笼的门“咣当”一下打开了，死亡正在向他们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