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济邦，被誉为“中国前往苏联的首位杰出女性”，1911年农历九月，出生于古山二村。1923年秋，胡济邦从崇正小学（即古山小学）毕业。从1932年开始，在外求学的胡济邦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1933年，胡济邦在国民党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深得署长俞大维信任的四兄胡济时介绍胡济邦进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语。兵工署署长是国民党高官，经常参加蒋介石的重要军事会议。胡济邦借此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圆融通达的胡济邦，颇得俞大维一家喜欢，俞大维本人也对胡济邦从不防范，常在公务之余，和胡济邦谈论国事。

某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对胡济邦欣欣然道：“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这次的日子恐怕不长了……”胡济邦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军事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不动声色，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将情报送了出去。

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胡济邦还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之后，23岁的胡济邦在友人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来找她，请她办几张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护照，恰是自投罗网。于是，王昆仑找到了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胡济邦爽快地说：“需要几本护照还不容易！需要几本？尽管吩咐。我明天就给你送上。”

16本护照到手后，还要从南京安全送往上海，交到有关人员手中，而此时王昆仑已被军统戴笠列入黑名单，行动不便，在危急的形势下，胡济邦假扮王昆仑的情人，用敏锐的观察力，躲过军统的天罗地网，将这场风波化险为夷。此事给当年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当面夸赞胡济邦：“多亏你搞到了出国护照！

1935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使馆工作。次年，胡济邦到达莫斯科，任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

此一去，漫漫13年！开启了胡济邦一生中最为灿烂的篇章：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女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这些象征着特殊荣誉的身份，都属于胡济邦一人。

胡济邦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莫斯科的风雪严寒，她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程，数次死里逃生，写出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

卫国战争打响后，胡济邦主动要求进入前线采访，用手中的一支笔，忠实记录了卫国战争的全貌。在五年时间里，她坚持在主战场上记录战况，先后发表了多篇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等，并实地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珍贵照片。

外表看上去斯文秀气的胡济邦，品性却英勇而果敢。有一次，她正在采访战场上的伤员，身后不远处，突然冲出来一个德军士兵。万分危险时，胡济邦不慌不忙，捡起伤员掉在地上的手枪，抬手“呯”地一枪，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德国兵。

胡济邦曾采访被俘的德军元帅鲍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大捷的第四天，胡济邦就向国内发回一万多字的斯大林格勒专电《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该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若胡济邦不亲临斯大林格勒，就无法让后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将军曾举行晚宴招待记者，并单独接见胡济邦。他说：“今天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漂亮的中国女记者，特别高兴。”朱可夫热情地向胡济邦举杯敬酒。胡济邦深知，将军的酒，是敬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她也向将军举杯说：“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为将军和他军队的胜利而干杯！”

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虽然没有和中共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但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1937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带给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

奔赴前线的同时，胡济邦也不曾忘记自己外交官的身份，她精通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语言，和苏联元帅斯大林谈话时，她就说俄语；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谈话时她就说英语；而和法国总统戴高乐交谈时，她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还曾用匈牙利语去采访过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她以卓越的外交能力，成为莫斯科新闻、外交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并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翻译了《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等大量文件，在外交部办公厅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近7年，为共和国外交部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高度赞赏。

胡济邦曾在大使学习班任外交礼仪教官。她教“学生”特别严格，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却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自觉很漂亮。

胡济邦看了却直摇头：“背心露出来，人家会认为不礼貌。”有一次学习吃西餐，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赶紧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用的水。”朱霖赶紧缩回手。

在工作方面，胡济邦一马当先，在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她也有出色的表现。胡济邦曾在苏联，遵照党的指示，通过外交途径，全力促进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沟通与文化交流，并结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

1956年，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国。她常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人民日报》共发表她的专稿31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妙笔生花，纵览国际风云，其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胡济邦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她的丈夫毕季龙，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此后，胡济邦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多年来，夫妻俩共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等国，结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胡济邦与毕季龙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1995年，胡济邦在上海病逝。遵其遗嘱，骨灰被撒向如同她传奇人生般壮阔的无边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