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3月27日，艾青生于畈田蒋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因母亲生他时难产，生了三天三夜，算卦的人说他“克父母”，不许他叫父母为“爸爸妈妈”，只能叫“叔叔婶婶”。家里不喜欢这个“克父母”的婴儿，就把小艾青送到奶娘“大叶荷”家中寄养。

　　“大叶荷”是畈田蒋西边大叶荷村的人，自幼被卖到畈田蒋做了蒋忠备的童养媳，因此大家就叫她“大叶荷”。虽然命运坎坷，家境贫寒，然而“大叶荷”对小艾青的关爱和照料却无微不至。艾青和“大叶荷”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感情。1914年，4岁的艾青被接回家中，并到本村蒙馆就学。

1992年5月21日下午艾青在畈田蒋村参加大堰河墓碑揭牌仪式途中

　　1932年7月，由于参加“左联”的革命文艺活动，艾青在上海被捕。1933年1月14日，望着铁窗外飘落的冰冷雪花，对乳母的思念成了艾青此刻心头唯一的温暖，一气呵成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诗作，写毕由律师沈钧儒带出监狱。此诗的发表一举奠定了艾青在诗坛的地位，艾青此后的人生轨迹也因此而改变。

　　有趣的是，艾青当时只知道“大叶荷”是金华方言中的读音，却不知道是哪几个字，且金华话中“大叶荷”与“大堰河”同音，故写作“大堰河”。

艾青故居

　　1935年，艾青出狱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并以《大堰河》命名，由此可以看出艾青对于大堰河的深厚感情。可以说，是大堰河与艾青相遇成就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使艾青的创作开始为人们所关注。

　　大堰河，这位平凡的母亲，不仅哺育了艾青的生命，而且带给了艾青无尽的文学灵感。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身居重庆的诸多文艺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逮斐，画家张仃决定结伴前往延安。他们一个月路程冲破47道关卡，终于在3月8日安全抵达。艾青一度激动地说：“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

新凤霞夫妇和齐白石、艾青、张光宇等人的合影

　　来到延安的艾青，加入了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教员。艾青主张“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于是，我们能听到这样的呼号：“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堆泥浆；我的田舍，我的家乡，也轰炸得一片精光。”……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与代表们合影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我说话有人听吗？”“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几天，艾青将毛主席委托他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上交给毛主席，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此次会议召开后，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艾青的精神思想也有了进一步蜕变。很快，他与萧三、塞克赴南泥湾。在南泥湾这片塞上江南，艾青受到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和秧歌锣鼓感染，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

　　在烽火连天的延安岁月，艾青以“最伟大的歌手”要求自己，写作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说道：“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甚至在我吃饭的时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时候。”

1952年艾青（左）在广西邕宁参加土改

　　1953年，为响应党组织提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号召，艾青从延安回到了故乡傅村镇畈田蒋村。那个年代，畈田蒋村尚未通电，夜晚照明只靠一盏煤油灯，也找不到好的书报可看，即便这样，艾青也没有闲着。

1956年冬，艾青与高瑛在豆腐巷9号家中

　　一天晚饭后，他在村道边散步，偶遇当过八路军的几位老人，便主动上前攀谈，一起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家之后，艾青文思泉涌，随即写下了《藏枪记》。“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大眼阔嘴巴……”这首《藏枪记》以民歌风格反映浙东山区抗日游击队活动，并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将一个宁死不屈的革命者——杨大妈生动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20年一转眼过去了，艾青再次踏上故土已是1973年，当时的他不再是有着中国著名诗人头衔的风光人物，而是顶着“右派”的沉重帽子。尽管如此，他创作的步伐却从未停止。

　　“大伯这次回乡采风还不忘带着笔记本，他把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想全部记录了下来。”蒋鹏旭说，这个笔记本珍藏于金华市艾青纪念馆。

　　笔记本的其中一页记录了艾青召集村民了解农业生产的情景。“大队农业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由1967年的亩产600斤，上升到1970年的1015斤，1973年达到最高纪录。”笔记本上记录了粮食增产的原因在于科学种田，这一举措不仅使粮食增产了，还让农民的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村里造了公路，1971年大队买了榨糖机，1972年购置了两台手扶拖拉机、两个变压器、四台抽水机。在笔记本中，艾青不禁感叹：“大堰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除关注农业生产外，艾青还关注当时的农村教育、农民文化生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1970年，从杭州来了10人、金华来了3人”，这13人都是下放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个小小的大队竟有这么多人下放，可见当时的“广阔天地”已经变得有些“拥挤”了。

艾青与高瑛重访曾经借住的房子

　　此后的1982年和1992年，艾青又分别回过一次家，每次回家，他都要到村民家里坐一坐，看一看村边这片希望的田野，望一望身后满目苍翠的双尖山。

　　1996年5月5日，艾青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诗从未走远。艾青被誉为“人民的诗人”并非偶然，畈田蒋这片土地给予艾青的不仅仅是家的温暖，更是朴实无华的民情民风。也正因如此，不管世事变迁，艾青依然“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