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少年陶健便已是一名秘密交通联络员。

1939年初，14岁的陶健小学毕业在家。那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永康县委负责人老伊（王志远）在陶健家对门租了房间。在老伊的耳濡目染下，陶健早早地开始阅读《文萃》《大众哲学》等书籍杂志。其中一些分析形势的文章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也为他往后的人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陶健年纪尚小，觉悟却很高。他对外声称自己是老伊的侄子，平日里给老伊送饭、送茶水，充当地下党员联络的保密桥梁。有时通讯员和老伊在房内说话，陶健就在门口站岗，替他们放哨。

又过了一年，由于家中生活困难，陶父托人把陶健介绍到丽水正中书店当学徒。当时的丽水是“小后方”、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杭州的一些书店都转移到了丽水。陶健经常往返各家书店，借阅进步书籍，并开始参加书店联谊会举办的文化夜校。

1945年初，由李秀芝、李文华介绍，陶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党的秘密活动后，陶健深刻意识到了争取群众的重要性。当时的陶健在芝英酱油厂工作，厂里的职工大都是农民出身，与当地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于是，陶健积极团结工友，和他们交朋友、谈心，将芝英酱油厂发展成革命宣传阵地。1945年“五一”节，陶健和同志们专门出了一期墙报，宣传什么是“五一”节，工人阶级是时代的主人翁等内容，在酱油厂的工友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48年春，时任浙东纵队第六支队第九大队的大队长陶健率领武工队在武义一带活动。由于地方反动势力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差，工作收效不大，战士们都很着急。如何打开局面?正在此时，武工队得到情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兼县“戡乩”委员会主任、武义县头号反动实权派何如圭已回郭洞老家为老母亲做寿。陶健等人一合计，决定敲山震虎，亲身深入虎穴，智擒何如圭！

4月16日深夜，武工队从白洋渡尼姑庵驻地出发，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夜行军，到离郭洞村三里路的一个小村秘密住下。第二天下午，陶健化装成国民党自卫队便衣，带上自卫队长名片和信件，带了短枪组方坚、应绍武两同志，穿过郭洞大小弄堂，几经周折，找到了何如圭的家。虽然何如圭非常刁滑，但由于事先周密布置和策划，加上长枪班在村外接应。最终，陶健成功抓捕了何如圭。

审讯结束后，武工队将何如圭处决在县城郊白溪村，并张贴布告公开宣示，狠狠地给了反动派一个下马威。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武义反动派大为震惊，慌忙把各乡镇的自卫队调回城里和几个大集镇，国民党反动派也增派嫡系部队来武义加强防务。

经此一役，武工队上下，全员欢呼。对于反动势力横行的武义一带，这一举动可谓是大快人心。《东南日报》发表文章讽刺：“堂堂上将汤恩伯老家，多年来安全地带，如今也不安全了！”从此以后，党的事业在武义地区打开了局面，在广大农村有了活动场所。青年纷纷参军，武工队不断壮大，从十多人发展到三十多人，增加了二十多支长短枪等一批武器弹药。当地百姓给陶健起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叫作“威震武义的九大队长”。

后来，陶健率领九大队与东磐支队一起解放磐安县，参与了永康、武义的解放行动。晚年，他在《解放记忆》中亲笔写道：1949年5月8日，永康县城解放……不少居民和工商界人士欢欣鼓舞，站在门口欢迎解放军，有的张贴标语，有的挂上红旗，也有的送水端茶给解放军喝。在街道两边见到了我的同学和邻居，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陶健已是85岁高龄。距离这段经历已过去了整整六十年。

陶健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战争年代，他终日在火线度日，冲锋在前，不顾生死；和平年代，他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家乡的富强砥砺奋斗。退休后，88岁的他还拿出自己的退休金捐献给革命老区，真正做到了“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2018年，为党和祖国奉献了一生的陶健在病榻上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