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黎晨

徐部长在部里的三年，我一直跟着他，时间过得太快，快得我一直都不敢相信，那个心心念念上山的人，那个把心血挥洒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那个可爱又可敬、浑身充满活力充满干劲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

每当走到他办公室门前，总感觉他还在里面，正叫着我的名字，让我过去，交代一下当天的行程、修改下发言稿或出去调研。

三年来，他带着我们走遍了浦江的山山水水，他喜欢穿运动鞋，他的鞋子总是沾满了泥土。我罗列了一下，这三年,部长带着我们上门对接的部门，一张A4纸都写不下。他有午睡的习惯，但为了节省时间，都是在走访路上的车里眯一会儿。他总是习惯把对工作的所思所想，随手记到本子上，后来我们整理成了《上山二十九章》。

为了拜访申遗专家，部长更是绞尽脑汁，到处联系。因为专家行程都很满，从白天等到晚上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因为一位专家下午有事出去了，部长说：“我们就在门口等着吧。”结果从下午3点一直等到晚上。那天气温骤降，我们穿得都不多，站在寒风中，他裹紧衣服，身体还是忍不住发抖。那时我才发现，平时在我们心里那个无比强壮、无坚不摧的部长，其实也是凡人之躯，也已年近半百。和专家聊完工作，回去的时候已是深夜，我看到他躺在后座上，微闭双眼，一脸的疲惫与劳累。

部长的微信头像是上山的照片，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对家乡的宣传，办公室堆满了各类书籍，手机备忘录里记着对工作的思考，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很晚。

蒋乐平老师说，部长是上山文化申遗的擎旗人。是的，不管是上山，还是部里的其他工作，他都是举着旗帜带我们向前冲的那个人。

去年8月初，部长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强撑着去参加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当天下午，他打电话跟我说，他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有几项指标很高，医生让他必须住院治疗。我依然记得，他在通话的最后还跟我交代了几件工作上的事情，说部里有什么事情就给他打电话。

他住在浙大一院的那天早上，我走进病房，看到他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望着窗外发呆，他跟我说，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他放心不下。

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是在重症监护室里，他躺在那里，身上插满了管子。我很想握一下他的手，我告诉自己，部长他只是太累了，他需要休息。追悼会的前一晚，我在殡仪馆前的广场上待了一夜，回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部长是个很仔细的人，前年撰写“奋力赶超 干在今朝”系列述评，用了两个多月改稿，他带领大家一起讨论、一起修改。恰逢春节，但他没有休息一天，对每一个数据反复核对，对每一个观点仔细推敲，对文字则一段、一句、一词、一字地抠，有一篇述评整整改了31稿。他坚信，真诚的文字是有力量的。

部长是个正直无私的人。他总说，平生最喜欢交两类朋友，一类是媒体记者，因为他们能告诉我们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另一类是律师，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部长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每次有客人来上山参观，他都要自己上去讲解。他能操着一口带有浦江口音的普通话为家乡的葡萄、枇杷做直播带货。疫情阻击战中，为了一篇报道的标题用哪个词更好，他能和融媒体的主编一起讨论到深夜。他总是说：“我们干宣传工作，就是要找到‘爆破点’。”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背着炸药包的战士，要跟着他往前冲。

部长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跑步、爬山和吹笛子，他说青年干部就要有朝气，带着我们去晨跑、去看日出。他很爱他的家人，只要有空就会接送他的妻子上下班。部长爱吃家乡的荞麦面和麦饼，他爱逛博物馆、看画展。

2022年9月20日，部长离开了我们，9月21日，浙江宣传公众号刊登了一篇他和我们一起写的稿子《万年上山为何成为了圣火采集地》。我很想告诉他：“部长，稿子登出来了，但是我们很想您。”

部长是我的好部长，我的好老师，我的亲人。他常跟我们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他一直在做一粒种子，一粒扎根在浦阳江畔的种子，他把他自己种在了这里！因为他热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