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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学过一首诗，诗人在开篇就声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而后无比耐心细致地为人们描绘了牵系他灵魂的“丘山”韵事。人们称他作“五柳先生”。草木荣枯、星河长流，他和这片土地上的另一些人——譬如“曳尾于涂中”的庄生、化生了辋川世界的王摩诘、手植孤山三百株梅树的林君复——一道，构成这个民族对生命与自然之态度的一种深到骨子里的符号与想象。因而，当我拿到《山中旧事》这本书时，便觉得它与这个古老东方国度中的人们有着不言自明的相亲相近。这是美国作家辛西娅•赖兰特的童年故事，却也是中国读者心灵深处从不曾忘怀的梦。

辛西娅年幼时因为家庭变故而被托外祖父母养于山中，在疏于父母之爱的岁月里，是“山”以它温厚、宽大的胸怀给予了孩子以慰藉。翻开绘本就能发现每一个段落的起头都是同一句话——“小时候，我住在山里。”辛西娅将这句话重复了八次之多，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然而一旦你尝试将这个绘本读出声来，便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就在这一遍又一遍看似简单的反复咏叹中产生了化学反应，作者对大山的眷恋如同绵绵不绝的柔丝将读者细细密密地包围缠结。

细细读去会发现绘本的文字中虽然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时间点，却无甚规律可循，也就是说，这个绘本虽然点面皆到地讲述了山中光阴的变迁，却不是按照线性时间去安排这些情景。这一处理应该说与西方生态主义的基本理念十分相符，由于“现代性”与时间线性发展理念的密切关系，当代部分作家往往会使用种种手法在作品中拆解线性时间，从而表达对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反思与质疑，而创造非连续、万物相生和谐、人情质朴温暖的“自然世界”（甚至使其成为一种的文化想象以抵抗“异化”），正是其中常用的“策略”。

《山中旧事》的插画由创作了《我们的妈妈在哪里》和《妈妈的礼物》的美国插画家黛安娜·古德完成，《山中旧事》使她一举获得1983年凯迪克奖银奖。如果读者熟悉绘本，那么一定会想起黛安娜在《妈妈的礼物》中那些机敏而又诙谐的画面安排，那丰富多彩的配色、饱满热闹的画面和那为乔治·修拉致敬而机智化用的修拉名画以及专门采用的点彩技法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直至今日才终得引进的这位插画家的成名作《山中旧事》中，我们看到的画风却截然不同。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其娴熟的补色对比技巧。180°的补色搭配虽能获得特殊的视觉对比效果，但如果运用不得当，即会使人产生视觉疲劳、成为使画面俗气的败笔，然而黛安娜选用的是纯度（即色彩的鲜艳明确或浑浊程度）低、明度（即色彩的亮度）相近的淡暖棕色与灰蓝色，使得整个绘本呈现出朦胧淡雅、平衡和谐的基本格调特征；两种颜色的搭配上，面积大致相等而又以明度稍高的暖棕黄色偏多，尤其人物以暖棕色为主、山川背景以淡蓝色分配的处理，显然是画者对文本作者在“真”自然中眷恋烟火尘世温暖这一核心情感准确把握的体现。

另外，与国内读者较熟悉的《我们的妈妈在哪里》不同的是，《山中旧事》采用的是无边框画法，二者对比之下插画师对城市与山乡的理解便一目了然，后者在其看来更接近“无拘无束”的自在自由，人与山林万物相处和谐融洽、各得其所，整体氛围宁静温暖，一无都市的忙乱、压力与紧张感。除此之外，插画师对人物神态、动作的细致把握亦颇足回味，外祖父的悠然自得，孩童的机灵淘气，以及乡风民俗生活场景通过淡彩描绘跃然纸上。与《我们的妈妈在哪里》中都市人的脸孔大或作模糊化、一致化或作夸张化处理不同，在《山中旧事》里，在色彩与构图的作用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是画面中较易引起聚焦之处。当画面中的人们以群体方式出现时，仔细看来表情各不相同，而整体却十分和谐，其共同处是都呈现出轻松温暖、充满关爱的情态特点。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当辛西娅写道“小时候，我住在山里。从没向往过海洋，也从没向往过沙漠，我从没有想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因为我住在这山里，就已经足够”时，插画师黛安娜为我们描绘的画面却似乎潜藏着“不和谐”音，画中鸟儿飞行的方向我们很难判定，而小女孩的膝上则摊开了一本书。书籍往往代表着世界的更深更广处，这或许是在表达山乡正是世界的“深广”之处，又或许是创作者在故事的最后提醒读者这段旧日旅程的告一段落。故事中的“我”以及阅读故事的“你”已然或者终将“长大”，我们终是身在山的另一边，以不同的方式眷恋、保存、怀想着我们自己的精神原乡。这样看来，在时空的任何一处，哪怕是跨越千年的地球两端，总有一些人类族群永不失落的憧憬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