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东西没得选择。比如劳动。

母亲拿着一条细竹，登上楼梯。除去下面石块搭就的三个台阶，这部楼梯一共11级，其中第6级是破损的，偏右边有一个小洞。这个破损的台阶刚好靠窗，窗外的风极喜欢做破洞的和音，所以当母亲来到这个破台阶，空灵的风声立刻变得具象，并且雄壮，直拍耳膜。我立刻从木板床上坐直身子，摸索着一件不知道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涤卡上衣。

田野是一望无际的灰黑，白色的曙光要过会儿再来，红色的日出要更迟一些。

而父亲的身后已经有一大堆小山丘似的稻子了。

这一天要完成两亩稻子的收割。广播上说傍晚有雷阵雨。

头脑里残梦还在，肚子里空空如也，面对着看不到尽头的水稻田，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两个哥哥也来了，姐姐还在恨那条细竹。

等到曙光放亮，我们已经割倒了一大片。再看看彼此，衣服丢了颜色，头发也丢了颜色，全变成泥浆做的了。母亲来了，挑着箩筐，也带来了早饭：梅干菜和白米饭。吃完早饭，父亲和大哥要去抬打稻机。我们四个继续割稻、垒稻。

天空有了朝霞，叶子上无数枚如针尖般的阳光，熠熠烁烁。稻田里的水开始发烫，水蛇躲进坎边的洞穴里去了，蚂蟥却很勇敢，壮烈了一条，又来一条。

父亲用左脚，母亲用右脚，两人用力踩踏板，哐当哐当的。泥水溅上了他们的鼻子，溅到了他们的草帽，还飞到空气中，又时不时落到递稻过去的我们身上。父亲是这个家庭最厉害的人，我是这个家庭最没用的小孩。当我动作慢了，他会用两长一短的三声咳嗽来表达他严厉的、急躁的命令。我怕听到。

拼了命地劳动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暂时休息一下。我一屁股坐到田塍上去，把母亲带来的黄瓜在觉得干净的衣服上擦了擦，啃咬起来。母亲半个身子在稻桶里扯那些稗子，用畚锸把谷子盛出来，倒进箩筐里。大哥挑起了盛满谷子的箩筐，一步，又一步，似乎颤颤巍巍，又似乎是优哉游哉地穿过长满杂草的小道，送到三百米外的晒谷场上去。父亲把二哥和姐姐叫唤过去，要把打稻机往前移。我数了数，水田里还有七大堆稻山，已经消灭了五座。这块稻田将近一亩，另外还有两块，一块在三角塘边上，一块在风水塘上面。风水塘那块是冷水田，淤泥深厚，我可能深陷进去，腿都无力拔出。

母亲忽然责问我：你怎么不去绑一下稻秆！因为二哥绑的稻秆已经一簇一簇竖立在田边了。父亲却踩起了打稻机的踏板，口里开始咳嗽。我立刻飞奔过去，顾不得哪只脚踩到了锋利的稻茬，着急忙慌地抓起一大把稻穗往父亲手中送过去。

父亲真的是厉害的人物，他话语不多，单用凌厉的咳嗽声就能命令我们干这干那。

谁说劳动是快乐的？这绝对不是劳动者说的话。深入到劳动之中，只有紧张，疼痛，疲惫，坚忍，以及凌晨的星光和梦里都摆脱不了的镰刀。作为农民，学会干农活绝对是没得选择的人生。那句轻飘飘的“劳动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是不知稼穑之艰难的伪农民的混账话。

生离死别，也是没得选择的事情。

二哥生病了。除了住院治病，二哥没得选择。四个孩子当中，他是最勤快的。他有许多技能，也有许多梦想。不用父亲提醒，他会把农活提前做完。不用母亲哀叹，他会抓鱼、鳖、虾、黄鳝，拿到集市上换钱贴补家用。他竭力维护父母的尊严，敢与影响家庭声誉的居心不良的人作斗争。他善于察言观色，把许多鲫鱼送给大哥的师傅，又多次给大哥传递情书。他养过羊，对羊呵护备至。每天放学后都会牵着羊出去找草吃，等羊吃饱了再牵回来。他说做牙医很挣钱，要跟温州的鲍师傅去学习。也许是母亲不愿意二哥学牙医，也许是鲍师傅没有答应二哥。后来二哥约了小滕，偷偷坐火车去温州。不料在火车上遭遇小偷集团，被他们敲诈，威胁，折磨得不成人样。幸好终于逮住小偷疏忽的机会，逃脱魔爪，回到家里。

二哥太想为家里增加财富了，可是痛苦的治疗与无奈的承受每日每夜纠缠着他。母亲在医院陪着他。我们在家里拼命劳动，挣钱给医院。

田野里少了二哥，路过的风和飞鸟都会长长叹息。田野是认得二哥的，金黄的橘子挂满了，硕大的文旦寂寞着，白色的乌桕籽也无人认领。荷塘也认得二哥，这个少年泳技突出，像一尾泥鳅。莲蓬们鼓着一肚子的思念，菱角无声，车水的水轮叶片也停止了转动，任蓝色的蜻蜓在上面休息。菜地里有他亲手栽种的紫苏和艾蒿，它们在艳阳里低着头，萎靡不振的。最直接的遗憾是每天剪下来的蘑菇根，原是二哥拿去走街串巷卖掉的，现在轮到我，红着薄薄的脸面，不敢吆喝，在代销店门前候着。

二哥是父亲的少年，是母亲的前世情人。

父亲看着二哥不断地消瘦下去，像一只猫，都不敢咳嗽了，唯恐一声咳嗽就吹倒了二哥。母亲不断抚摸着二哥的前胸后背，哀哀祈求上天垂怜。夜晚不长，但二哥的夜晚极其漫长。白昼不短，但二哥的白昼极其短暂。

他拿了一条小凳子，坐在大门前，看一个又一个农民到田野里去劳作。他把一捆干稻草摊开来，把长条的比较齐整的稻草选择出来，二十来根一把，一把一把分好，打上一个松松的结，给我们系秧苗用。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气息微弱，艰难。这时，女疯子从他眼前走过去。女疯子后面跟着好几个小男孩，嘻嘻哈哈的，走在最后的是她自己的亲儿子，垂头丧气的。二哥想笑，更想骂几句，但忽然而来的一阵猛烈的咳嗽制止了自己。高大威猛的哑巴也向他走过来，要借谷耙用，口中哇啦哇啦的。二哥揣摩了好一会儿，指指猪圈门。他实在没有力气走过去为哑巴开门。猪圈里还有六只大白鹅，声音高亢，活力旺盛。

当我们都以为这次的中药是最好的治疗的时候，二哥却在凌晨五点钟不告而别。

母亲一夜白头。父亲也是。

农历六月的天空被太阳烧得滚烫，我们家却是寒冷彻骨。

我的父母在火焰与寒冰的双重攻击下，走向田野。他们煎熬着，煎熬着。他们没得选择，只能把失子的苦难用生活的意志包裹起来，像吞一大把黄连，硬逼着自己咽下去。人生厚重，任何痛苦的追思都不能减轻它的重量。我没有看到父母亲在我们三个孩子面前痛哭流涕，或者互相指责以减轻自己的负疚重量。我看到的是他们永不停歇地劳作，想尽办法地节俭。

大哥的新房子终于造起来了，媳妇也娶进家门。姐姐的嫁妆也置办起来了，她跟着自己的男人去生活了。父母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而我从没得选择的人生里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自学，成了一名教师。我也终于开始微笑着面对后面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