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是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和蒋乐平交情颇深。

“刘莉一直肯定和支持上山文化，曾多次到过浦江上山遗址。”蒋乐平回忆，刘莉第一次到浦江时，上山遗址刚刚发现。2003年1月，四片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年代距今11400—8600年。

也正是这次初相见的惊喜，2005年3—6月，蒋乐平应当时在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任教的刘莉邀请回到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

2020年11月12—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浦江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国内大学、著名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和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知名考古学者，以线下线上等多种形式，共同分享、探讨万年上山的最新发现、研究成果，以及重大意义。刘莉和严文明等国内外专家一起，以视频方式，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当时，记者就在会议现场，近距离感受到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的风采和博学。

刘莉认为，上山遗址“远古中华第一村”名副其实。她说：“我在2003年就参观了上山遗址。那时候，上山刚刚开始发掘，我有机会看到了早期的发掘迹象，感到上山遗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上山称‘远古中华第一村’，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在上山遗址发现之前，根本没有在山洞之外居住的遗址，上山遗址是研究农业起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上山有明显的房屋建筑，有大型的食物加工工具，比如大口盆、石磨棒，也有食物储存的迹象，比如灰坑，定居一定在发展过程中了。上山和其他不同的地方，定居和农业起源、稻作起源同时保存，这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么好的证据。上山是发现的第一个这样的遗址，‘远古中华第一村’名副其实。”

2008年10月9日，蒋乐平（右二）带领刘莉（左一）等在浦江上山遗址考察

蒋乐平和刘莉合作多年。早在20年前，2005年蒋乐平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时，就和刘莉共同写了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上山的稻作起源和中国最早的定居发现”，2006年寄给英国权威杂志《antiquity》，很快就发表了。这是最早向全世界公布上山研究的结果，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关注。

之前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饮酒证据重大发现，学术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王佳静，也是刘莉的学生，当时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2019年，刘莉、王佳静回国时，蒋乐平还带她们看过义乌桥头遗址，并考察过义乌、绍兴等酒厂等。

“刘莉教授对酒及考古发现中的酒遗存有特殊研究，发现了很多的酒。”蒋乐平笑着说，在义乌桥头遗址发现9000年前饮酒证据后，刘莉和学生又把目光瞄向了更早期的浦江上山遗址。

早在2021年，刘莉就问蒋乐平：“上山文化早期有没有酒？”

蒋乐平实话实说：“陶器没桥头遗址保存得好，不一定能找得到。”

刘莉不死心，让蒋乐平找陶片取样，蒋乐平设法找到了12件内壁完整、器型特征明显的陶器残片，2022年12月交给刘莉的研究生回国时取样。

“内壁剥蚀严重的陶器肯定不行。这些陶器代表不同用途，可能包括发酵、盛装和烹饪。样本采集后，研究团队对每个陶器的内表面残留物，以及陶胎、文化层沉积物等标本进行了微体化石提取与分析，包括植硅体、淀粉粒和真菌，以确定陶器的使用功能和食物加工方式。”蒋乐平说，PNAS是与《科学》（Science）齐名的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国际四大知名学术期刊，除了PNAS与《科学》（Science），另两大分别为《细胞》和《自然》。

半年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大学、上山遗址管理中心等全国13个单位的专家紧密合作，利用植硅体微体化石分析等方法开展了浙江上山文化区水稻起源研究。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农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也进一步确认了我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以及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成果以研究论文（Research article）的形式于北京时间2024年5月24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震惊中外。

上山陶器中的淀粉类型和损伤形态示例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表的研究成果，标题用了“rice beer”。蒋乐平解释，虽然世界上最早的米酒又往前推了1000多年，但浦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米酒与义乌桥头遗址的9000年米酒，出土陶器中残留物与谷物发酵残留物一致，均为“谷物酒”，也就是将原料中的淀粉糖化并且发酵的酒。“beer的中文翻译单一，不能简单理解为现代的‘啤酒’。英文beer的定义，是要通过糖化和发酵两个步骤酿制的酒。”

“酒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已然超越了单纯的饮品范畴，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酿酒技术是何时起源、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通过研究上山文化的稻米酿酒证据，可以追溯东亚农业起源和早期饮食文化的形成过程。这对理解水稻驯化路径和技术演变，乃至世界农业和酿酒史，具有重要的填补性价值。”蒋乐平介绍，此次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共同合作，聚焦于上山文化遗存，从浦江上山遗址采集了12件陶器残片，对每个陶器的内表面残留物，以及陶胎、文化层沉积物等标本进行了微体化石提取与分析，发现了东亚最早酒类酿造新证据，揭示了一万年前上山遗址稻米酿酒技术。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早期稻米酿酒的复杂性与创新性，也为理解东亚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早期社会结构和技术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上山遗址位置和出土文物

研究发现，在上山遗址陶器残留物和陶土中含有大量驯化稻的植硅体。这一证据表明，稻米是上山人群的重要植物资源。证据还表明，稻壳和稻叶被用于陶器制作，进一步证明稻米在上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研究团队还在陶器残留物中发现了多种植物淀粉粒，包括稻米、薏苡、稗草、小麦族、橡子和百合，这些淀粉颗粒中许多表现出酶水解和糊化的迹象，表明发酵过程的存在。此外，研究还发现了大量真菌成分，包括红曲霉和酵母细胞，其中一些显示出典型的生长发育阶段。研究团队分析了红曲霉和酵母遗存在不同陶器类型中的分布，发现小口罐中的数量显著高于用作炊器的罐和用来加工一般食物的大口盆。这种分布表明，陶器类型与特定功能密切相关，其中小口罐可能专门用于酿造发酵酒。

上山陶器中的真菌元素与现代红曲霉的对比

研究团队还使用稻米、红曲霉和酵母菌模拟传统的发酵过程，并将实验结果与陶器样品中的微化石特征进行比对。结果表明，上山遗址陶器中的真菌遗存和现代发酵产生的真菌形态高度一致，尤其是红曲霉闭囊壳和菌丝特征以及酵母菌的芽殖形态。这种一致性进一步证实研究团队对上山酒遗存鉴定的可靠性。

以上证据表明，在稻米驯化早期阶段，上山人群采用了广泛的生计策略，并使用陶器，特别是利用小口罐来酿造以红曲霉为主要糖化剂的稻米曲酒。这种酿造技术在上山文化早期的出现，与稻米驯化和全新世早期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切相关。驯化稻为酿造发酵酒提供了稳定的资源，而有利的气候条件为真菌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条件，从而促进了酒精发酵技术的发展。这些酒精饮品可能在仪式性宴飨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凸显其作为人群交往及人神沟通仪式的媒介功能。稻米酒的这一特殊功能或许也是推动新石器时代中国水稻广泛种植、利用和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山遗址样品中鉴定的常见植硅体类型

“一万年的上山米酒，很厉害！”蒋乐平透露，两年前，上山遗址发现了宋代墓葬，地层中出土的两件陶缸保存很好，还有盖子。

“里面是不是装酒？”刘莉当时就很感兴趣，并带学生做了研究，研究结果《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宋代陶缸中的红曲酒遗存》发表于2022年第4期的《南方文物》。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就从宋代跃至万年，酒香传万年。

“太神奇了！被土掩盖的时间的光。”网友纷纷感慨点赞。

蒋乐平表示，酒的问题很有意思，需要由点及面地展开来。这是方法论指导下发现的一种客观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这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从上山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漫长时间里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