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2025年度浙江考古重大发现公布，金华园上遗址、宁波余姚江桥头遗址等10个项目入选。

“金华的园上遗址既涵盖了上山文化早、中、晚期三期遗存，又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全过程，称得上是一本‘无字地书’。尤其是‘园上三期’遗存，填补了距今六千年到七千年金华历史的空白，为研究金衢盆地内部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面貌和性质提供了重要资料。”2月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徐峥晨在杭州参加完汇报会后又匆匆赶回金华，继续他的考古发现。

园上遗址挖掘现场

他笑称，考古人的一周只有“两天”——晴天和雨天，晴天在野外考古发掘，雨天则在室内整理资料和修复文物。

这次公布的浙江考古重大发现按年代排序，金华园上遗址排名第一，因为园上遗址涵盖了距今约万年的上山文化遗存，在这些发现中历史最悠久。

作为上山文化的璀璨明珠，浦江上山遗址已广为人知。而这次入选浙江考古重大发现的园上遗址，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金华城区发现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徐峥晨介绍，金华江流域目前共发现皂洞口、园上、徐口山和下边山4处新石器遗址，其中园上遗址是分布范围最大、保存状况最好、年代延续最久的遗址。

园上遗址挖掘现场

徐峥晨觉得，这次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分为两部分，一是对聚落的研究，二是对器物的认识。首先是聚落，从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到四千年前的钱山漾时期的文化，都在这个遗址中可以找到丰富的研究材料。

“这处遗址，是我们构建金华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的一个关键支点。”徐峥晨总结道，“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从一万年前开始，在这里吃什么、住什么、想什么，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园上遗址四期遗存各有各的特色。园上遗址第一期遗存属上山文化，跨上山文化早期至晚期，早期和中晚期聚落有分区，这一现象在上山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第二期遗存属于跨湖桥文化，主要分布于北部台地。第三期遗存发现有墓葬、灰坑和灰沟等遗迹。第四期遗存属于钱山漾文化。

园上遗址挖掘现场

园上遗址是人类从洞穴走向旷野定居，并最终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脚印”。遗址中存在早晚聚落和聚落功能分区的现象，反映了早期聚落形态的动态发展；发现了壕沟、房址、灰坑等遗迹，构成完整的聚落结构。

考古人员还在遗址现场发现了约1150平方米的夯土台。“夯土台上的土壤都经过了人工的夯实处理，这在我们浙江中部一带也是首次发现。”考古人员介绍，这个夯土台的功能是为了建筑大型房子，他们在发掘区发现了建造房子的线索，古人采用先挖沟再做柱子的方式进行建造。

此外，在夯土台旁还发现了一条壕沟，在壕沟边上，发现多个灰坑。据专家推测，这些灰坑可能具有储藏食物的功能。

这些对于考古人员研究聚落的形成，研究历史的发展脉络来说，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共同勾勒出一个具有公共工程、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早期复杂聚落图景。

除聚落外，另外一大重要的发现就是器物，园上遗址出土了超过2000袋的文物标本。“件数还没数清，重量有2吨多，近万年历史的陶片有一大堆。”徐峥晨说。出土器物涵盖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等多个时期，种类包括大口盆、双耳罐、圈足碗及陶釜等。

其中，一件最惊艳的文物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浙江西湖美术馆展出。这几天，不少到博物馆看展的游客都对这件惊艳的作品赞不绝口，还有专家将它上面的图案誉为“江南第一凤”。

它是一件陶豆，在一座墓葬中被发现。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墓主人的头骨和其他部位的骨头，而在墓主人的胸口位置，则出现了一件陶豆。

在这件陶豆的器身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精美绝伦的图案。整个图案由三只栩栩如生的凤鸟组成，应该代表着当时的某种信仰与图腾。考古人员表示，这个图案即使放到现在，也绝对算得上是艺术精品。

该图案以凤鸟为主题，构图采用单元性组合方式，线条流畅，细节丰富，冠、爪、尾羽俱全。

纹样手绘图

“不仅如此，这件陶豆还是一件彩陶作品，是红白双色的。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就在上山文化，上山文化的彩陶实际上也是红和白两种。而后来的跨湖桥文化也继承了上山的彩陶工艺，这一作品的发现也佐证了文化的延续性。”徐峥晨介绍。

园上遗址之所以能入选年度考古重大发现，是因为它涵盖新石器时代全过程，体现区域文化的延续性，发现了用于脱壳的石器组合包括磨盘、磨棒，也发现了用于飞索打猎的石球。而且，遗址出土大量炭化稻谷，检测显示遗址中炭化稻米和水稻穗轴很高。在遗址外围土壤中检测到丰富的水稻植硅体，数量远超判定标准，强烈暗示这里可能存在早期稻田，证实该地区在史前时期已形成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园上三期出土的遗存中，发现了六七千年左右的文化遗存。

“整体比较而言，园上三期遗存与河姆渡文化的区别较大，部分器型，如敛口豆、凹沿釜、支座等，以及重圈纹、波浪纹和锯齿形口沿等虽然与楼家桥类型较接近，但区别也十分明显。”考古人员表示，新发现的文化面貌既不同于典型河姆渡文化，也区别于周边同期遗存，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填补了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之间的区域空白。

这也吸引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的注意，蒋乐平来到园上遗址现场，对出土的文物进行了仔细研究。

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需要两个以上遗址才能正式提出一个新的文化命名。徐峥晨谨慎地解释道：“园上遗址是一个明确的点，下一步我们需要通过区域调查，去寻找更多同时期、同面貌的遗址。如果未来能有更多发现相互印证，园上三期将有可能被确立为一个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这将改写学界对浙江乃至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认识。”

考古人员表示。园上三期出土的遗存和以往认识的任何同期文化都不一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例如，该时期的陶器群组合独特，纹饰以独特的“凤鸟纹”为主，制陶工艺上则出现了明显的磨光黑皮陶。

与许多单一时期的遗址不同，园上遗址最珍贵的特质在于其超长且连续的文化堆积。考古人员通过科学的地层划分与碳十四测年，确认该遗址包含了从上山文化早期、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同期遗存，直至钱山漾文化的几乎完整序列。

这意味着，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直至四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类的活动未曾间断。徐峥晨将这里的地层比喻为“一部金华的史前教科书”：“一层地层就是一页，从最下面的一万年前，一直翻到最上面的四千年前，连续不断。”